百年红梅——记１０４岁女红军王定国

2016年9月21日，王定国在家中为题写“长征万岁”。记者琚振华摄

　　北京９月２６日电题：百年红梅——记１０４岁女红军王定国

　　记者李宣良、李清华、琚振华、樊永强

　　提笔，蘸墨，俯身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挥动手臂一气呵成，四个大字跃然纸上——“长征万岁”。

　　若不是亲眼所见，记者很难相信，这样遒劲有力的书法出自１０４岁老红军王定国之手。

　　她，１５岁被卖作童养媳，２０岁加入红军并入党，２２岁参加长征三过雪山草地，２４岁被敌人关押，２５岁与“延安五老”之一谢觉哉结为革命伴侣……她，离休４０年脚步不停，７０多岁推动长城保护，８０多岁挽救失足少年，９９岁还参与植树造林。

　　是什么样的信念，让这位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女子迸发出如此强大的生命能量？

　　家人拿出王定国的书法新作——毛泽东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。“这是老太太最喜欢的诗词，写了不知多少遍”。

　　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”

　　这一心向阳、傲风斗雪的红梅，不正是王定国百年人生的写照么？

2010年，98岁的王定国在四川植树。谢亚旭提供

　　寒冬凝香，巴中红梅初绽放

　　１９１３年２月，巴中红梅开得正香。一个名叫王乙香的女婴，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呱呱坠地。

　　孩子的出生，给这个战乱中的家庭带来的并不是欢乐。“亲眼看着未满周岁的妹妹活活饿死，三岁半的二弟卖给别人换来安葬父亲的四块棺材木和两升麻豌豆，７岁开始帮别人通宵推磨只为糊口，１５岁被卖做童养媳受尽凌辱……”谈起母亲幼时的经历，７４岁的大儿子谢飘眼眶湿润，“人生的寒冬，磨砺出母亲顽强的生命力。”

　　嫁人、生子，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山里女孩的命运，但共产党带来“没有压迫、男女平等”的“新世界”让王乙香激动不已，她给自己改名王定国，用行动对命运说“不”！

　　改名后的王定国立即做了两件事——剪辫子、放小脚。尚不识字的她用朴实的话说：“脚小了，走不动；辫子被拽着，跑不了！”

　　这是一种怎样的决绝！像王定国这样剪了辫子、放了小脚的女人，在统治着营山的军阀眼里，几乎与“共产党员”划了等号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

　　这是怎样的一种示范！当焕然一新的王定国四处宣传“投身革命、男女平等”时，近百名妇女纷纷响应并加入农民协会。

　　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，王定国在红九军攻占营山后立即参加了红军，并于同年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３个月后，她和１６名女同志被选派到位于巴中的川陕省苏维埃学校学习。

　　学校有一门考试要求学员能读、能记、能讲，并在全体学员面前公开演讲。文化基础薄弱的王定国，每天熄灯后点煤油灯“开小灶”，常常是脸被熏黑了还浑然不知。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，她在毕业考试中声情并茂地宣讲土地法，获得了台下最热烈的掌声，并取得全校第二名的成绩。

　　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历经苦难的王定国投身革命后，先后担任营山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代理主席、县妇女部部长、妇女独立营营长等职。

2016年4月，谈起长征精神，王定国竖起大拇指。记者琚振华摄

　　战风斗雪，长征路上花影笑

　　“在蜿蜒曲折的路上，我们点燃了火把，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，把天地照得通红……”８０多年过去，长征中的一幕幕还时常浮现在王定国的眼前，“好像自己又要从原地出发，再尝一遍人生的苦尽甘来。”

　　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９日，嘉陵江。呼啸的炮弹拖着长长的光芒划破黑暗的夜空，机枪的火舌从对岸的角落里“哒哒哒”地吐个不停……

　　王定国躬身猫在被称为“毛蚌壳”的小船里，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战役已经打响。江面在摇晃，小船在沉没，战士在呐喊，大地像地震一样在抖动。左边是剧烈的爆炸，右边是横飞的子弹，头顶则是爆炸掀起的浪花，一波接一波倾泻而下……

　　王定国看见一名年轻女红军的肚子被弹片划开，虽然肠子都掉了出来，但这名英勇的战士用手将肠子塞回腹部，裹紧衣服勒紧腰带继续划船，直到送战友冲上阵地，才倒进江中。

　　“她名叫石磨玉，牺牲时只有１９岁。”王定国说，“她有石头的坚韧，更有玉的纯粹！正是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好战士，我们才能在最危险的时候转危为安。”

　　强渡嘉陵江，意味着红四方面军正式挥师西进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。

　　王定国的长征，是“唱着歌”走完的。

　　长征开始时，王定国已加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文工团，为战士们演出鼓舞士气。行军时，她要在队伍前面赶路，休息时还得回头从队前一直演到队尾。有时候演出没有化妆道具，她就用墨汁画眉，用红纸当口红……

　　１９３６年１月，王定国和战友翻过夹金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。那里野兽成群，人迹罕至。三十七团的战士听说她们冒着风雪，长途跋涉来阵地演出，高兴极了，提前为她们做了当时最珍贵的白米饭。演出时，虽然风像刀子般刮在脸上，但她们一上场就忘却了一切，用惟妙惟肖、绘声绘色的表演，拨动着战士们的心弦。

　　过草地时，树皮、草根、皮带、皮鞋都成了红军战士的“粮食”。如何把牛皮鞋底制作成“美味佳肴”？她们编了一首打油诗并四处传唱：“牛皮鞋底六寸长，草地中间好干粮；开水煮来别有味，野火烧后分外香。两寸拿来熬野菜，两寸拿来做清汤；一菜一汤好花样，留下两寸战友尝。”

　　乐观的歌声，穿透了黎明前的黑暗。

　　王定国的长征，是“咬着牙”走完的。

　　征途上，红军官兵经常在数天未进一粒粮食的情况下翻山越岭，然后投入残酷的战斗，平均每３００米就倒下一名勇士。

　　１９３６年２月，王定国跟随部队翻越横亘在丹巴、道孚之间的党岭山。党岭山为折多山主峰，海拔５０００米左右，上山下山约１００公里。当时处于最寒冷的季节，风雪无情地向着饥饿、寒冷和疲乏的红军队伍扑来。

　　到山顶时虽是中午，但太阳完全被遮住，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，天空像傍晚一样昏暗。女战士们无法前行，便用棉被紧裹，抱团取暖。

　　暴风雪过后，王定国发现露在被子外面的一只脚早已冻僵。当时瘦到只有５０多斤的她赶紧用手搓脚，一不小心就把一根冻僵的脚趾碰断了。

　　采访中，王定国谈起这件事，笑着说：“用手一拨，趾头就掉了，既没流血也不疼，主要是不影响赶路……”

　　暖阳透过窗户，洒在王定国印有红梅图案的衣服上。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，铺上了一层穿越时空的红光。

2016年4月24日，王定国在家中眺望远处。记者琚振华摄

　　家风传承，留得清气满乾坤

　　８１年前的王定国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一次偶然的相遇竟会成就她一生的幸福。

　　１９３５年６月，红一、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。王定国在雪山脚下的河边洗衣服，一位留八字胡的老同志操着湖南口音笑着对她说：“小同志，要过雪山了，请你帮帮忙，把两件衣服合起来，中间装上羊毛，我要穿它过雪山。”

　　王定国爽快答应。第二天便将缝好的衣服送了回去。老同志看着衣服连连赞叹，告别时还特地嘱咐她多准备些辣椒，“爬雪山可嚼辣椒御寒”。

　　当时的王定国不知道，这位老同志就是被同志们尊称为“苏区五老”之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。

　　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从敌人监狱中逃出的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谢觉哉不期而遇。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经历，打破了年龄的隔阂。两人结为革命伴侣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面对湖南老家过来投靠自己谋取职位的亲戚，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拒绝：“你们说我做大官，我官好比周老倌，起得早来眠得晚，能多做事即心安。”

　　对待群众，谢老却充满热情。他曾经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：“来法院打官司的，只要点我的名，我就应该见，因为他信任我才会点我，不见不合适。”

　　谢老对家人的严苛、对群众的热情，深深影响着王定国。采访中，王定国家先后来了三拨十多人。“这还算少的，多的时候一天来几十人。”在王定国身边工作多年的杨琼仙说，“家里谁都可以来，老太太也常说，人家来找是信任，不见不合适！”

　　为更好地倾听大家的意见，王定国自创了一套“群众工作法”——只要家里来人多了，她就让大家不要动，她来动，挨个屋子问情况，高效又不会遗漏。

　　王定国的“热心肠”对大儿子谢飘来说，曾经有些难以理解：母亲虽然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，却从来没有在他考学、当兵、提干、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。

　　“过了很长时间，我才慢慢懂母亲。”谢飘说，“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、干实事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！”

　　谢觉哉去世后，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。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：“我不是遗属，我有自己的工作，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！”随即遣散了秘书，退掉了司机，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。

　　略显老旧的家中，挂着很多王定国的书画作品，其中尤以梅花为多。看着一朵朵、一簇簇昂首怒放的梅花，记者仿佛闻到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。

　　谢家子女中虽没有当大官做大买卖的，但都在各自岗位上干得出类拔萃。长女谢宏是共和国最早一批常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，后来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；二儿子谢飞是著名导演，拍摄了《香魂女》《本名年》《我们的田野》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；其他几个孩子也都是普通而优秀的工作人员。

　　“所谓家风，不是写在牌匾上，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；所谓传承，不是挂在口头上，而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。”谢飞说。

王定国的书画作品。谢亚旭提供

　　不忘初心，一片丹心向阳开

　　每个月，王定国小儿子谢亚旭总会乘地铁来到国管局老干部局和平里工作处，将母亲的党费交到第二党支部，十多年来风雨无阻。谢亚旭说，除了战争特殊时期外，母亲从未中断过交党费。９０岁之前都是母亲自己去交，后来确因行动不便，才申请由他代交。

　　“革命年代我们经常费尽艰辛去交党费，因为它是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。”王定国对谢亚旭说，“如今交党费变得简单，更要坚持好，因为这是对党信仰的体现。”

　　满头银发的王定国坐在明亮的客厅里，安静的眼神就像雪山深处的溪水，冷静、清亮而悠长。

　　上世纪８０年代，不少长城周边的居民拆长城砖盖房子、围猪圈。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：“长城代表中华民族，是自家的好东西，要保存下来。”

　　本可在家安享离休生活的王定国，自费找砖窑烧砖，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。之后，她推动成立中国长城学会，组织群众性长城越野赛，拍摄专题电视片《万里长城》……

　　上世纪９０年代，看到很多地方荒漠化、沙漠化十分严重，王定国坐不住了。她四处奔走，连续组织召开两届沙棘防沙固沙国际研讨会，积极推广沙棘防沙固沙技术，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她“中国生态贡献奖”特别奖。

　　８８岁推动成立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、９１岁重走长征路、９４岁考察黄河生态、９９岁还在植树造林……如今，虽然行动有所不便，但只要是有关长征的纪念活动发出邀请，王定国必定参加。“人家请的是老红军，不是我个人。只要是宣传红军，宣传长征，我必须去！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王定国最喜欢穿灰军装，最喜欢戴八角帽，最喜欢写“长征万岁”，最喜欢画家乡红梅。

　　王定国画梅，枝干是撒上墨吹出来的，花瓣才是画上去的。一吹一画，别有风韵。看她作画，笔尖过处，朵朵红梅栩栩如生，鲜红艳丽，如火似霞。细看这些红梅，虽大小形态各异，但都朝着一个方向，那是太阳的方向。

　　一片丹心向阳开。这就是王定国，用尽一生，忘情绽放！

王定国和谢觉哉旧照。谢亚旭提供

王定国肖像照。谢亚旭提供